社科在线一、什么叫“大战略”
我的理解是：所谓大战略就是国家整体的规划、计划的一个总的设想，特别是研究我们应该重点抓什么。现在，党中央已经明确今后直到21世纪中叶的路线、方针、政策，即：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独立自主，和平共处，还有一国两制；第一阶段到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要比1980年翻两番；第二阶段到21世纪再用20年的时间，到2021年建党100周年，把我国建成为社会主义的具有中等发达水平的国家；第三阶段再用30年时间，或说2049年，到我们建国100周年的时候，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这就是中央已经明确的，一直到21世纪中叶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以，所谓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战略，就是实现中央这个决策的战略，是总的而不是局部的、部门的战略。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要强调整体性、全局性和系统性。
二、社会形态与社会革命
首先当然要强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考虑大战略的问题。所以第一个要讲的问题就是社会形态与社会革命。社会形态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创造。在黑龙江出版的《求是学刊》去年第六期上，张奎良同志有一篇文章［1］里面谈到，社会形态是对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体系的总称，它是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既然如此，我把人认识客观世界的飞跃叫做科学革命，人改造客观世界技术的飞跃叫技术革命，那么，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相对于社会形态而言，还属于基础性质的东西，而不是社会形态本身的问题。因为，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技术还都属于生产力这个范畴。那么，社会形态和社会革命的关系是：社会形态的飞跃才是社会革命。
社会形态这个概念，又可分为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从经济的方面来看就是经济的社会形态。关于这个问题党校出版的《理论月刊》1984年第八期上有一篇卢俊忠同志的文章［2］讲这个问题。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原序中，德文是明明白白地讲了“经济的社会形态”。“社会形态”的德语是“gesellschaftsformation”，“经济的”德语是“?konomische”。马克思用的是“?konomische gesellschaftsformation”，所以就是“经济的社会形态”。但是后来译成俄文时就出了乱子了，变成了“社会经济的形态”。这样，在译成中文时就产生了分歧，现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里译成了六个字，很含糊，叫“社会经济形态”。老版的《资本论》，原来郭大力同志、王亚南同志的译本，倒是基本正确的，用的是“经济社会形态”。现在，这个概念应恢复马克思本来的意思，是从经济的方面来看社会形态；不是什么社会的经济形态。经济的社会形态可以出现飞跃，也就是急剧的变化，这就产生革命。经济的社会形态的飞跃就是产业革命。
刚才引了张奎良同志对社会形态的定义，他说有经济和经济制度这方面的社会形态，即经济的社会形态，还有政治制度方面的，那么，那就是政治的社会形态，政治的社会形态的飞跃就是政治革命。社会形态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是思想文化体系，我想可以把它们叫做意识的社会形态。意识的社会形态的飞跃我觉得可以叫做文化革命，这当然不是我们以前说的“文化大革命”了。产业革命、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都是社会形态的飞跃，都是社会革命。我觉得这样来看问题现在有一些概念就可以澄清了。譬如，邓小平同志多次讲我们现在进行的这场改革是一场革命，去年12月31日《世界经济导报》有一个报道，中间引了胡耀邦同志一句话，他说“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如果不用刚才所说的概念，小平同志、耀邦同志的这些话就不好理解。还有，我们现在也称苏联为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因为苏联的政治的社会形态是社会主义的，也就是国体是社会主义的，但是苏联还侵略阿富汗，它的社会形态又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这也说明我们把社会形态从三个侧面来考察是有必要的，我们需要区别整个社会的飞跃的变化。
用这样的观点来看产业革命，来考察革命和我们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就要问，在人类历史上有过多少次产业革命呢？我认为第一次产业革命是人摆脱了从自然界搜集食品，或者采集，或是打猎，而转入到农牧业生产。这大概是1万年以前的事了。第二次产业革命是商品生产的出现，即人不光为自己个人的消费而生产，还为交换而生产。这大概出现在3000年以前，还处于奴隶社会。我认为经典著作中讲的，也是我们大家习惯讲的产业革命是第三次产业革命，那是18世纪末在英国开始的，由大工业生产引起。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就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书中描述的情况，生产变成国际的规模了，这是第四次产业革命。当前，20世纪80年代的信息社会确实在引起一场新的产业革命，那就是第五次产业革命。我预计到21世纪还会有一次产业革命，那就是把农业、林业，包括牧业这些利用日光来生产的行业，变成高度知识密集型的产业。这将引起很大的变化，可以作为第六次产业革命。这样，我从“经济的社会形态的飞跃是产业革命”这个概念出发，得出产业革命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出现和将要可能出现的次数也许就是这六次。当然也不会限于六次产业革命，发展是没有止境的。
以上讲的是世界的情况，那么，我们中国又是怎样一个情况呢？对中国来说，第一次产业革命和第二次产业革命在我们历史上也是那样的，但是后来由于我们有长期的封建社会，然后又是100多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所以，第三次产业革命在我们国家推迟了，我们国家真正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工业化大生产，恐怕是建国初年才开始的。英国在18世纪末就开始搞的产业革命，我们搞晚了，而且中间还有曲折。所以，现在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们要把第四次产业革命、第五次产业革命一起来抓，还要为第六次产业革命做准备。如果说是从现在到21世纪，那就是第四、第五、第六次产业革命一起抓了，就要通盘地考察。所以，大约一直到建国100周年，21世纪中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就是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路线和政策，继续改革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且要进行第四、第五、第六次产业革命。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中，我们要完成的第一个任务是改革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第二个任务就是要进行第四、第五、第六次产业革命；第三个任务就是要极大地提高我们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假如我们完成了这三项任务，那时我们才能说我们真正进入了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了。
三、展望21世纪的世界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大战略要考虑到建党100周年和建国100周年，所以要展望21世纪的世界。这就首先要知道，世界的今天。
今天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可以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讲起。大家可以参看《解放军报》今年8月6日一版彭迪同志的文章［3］。彭迪同志讲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核武器的发展在改变着人们关于战争问题的许多传统概念。在人类自原始公社进步到阶级社会以来，战争就没有断过。著名的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是很委婉的说法，说白了，一切统治阶级发动的战争都是为了打胜了可以取得他用和平手段不能取得的物质财富或创造物质财富的人力、物力，这种战争就是掠夺，是占有。但自从40年前科学技术的进步创造出核弹（原子弹、氢弹），破坏力成亿倍地增长。现在两个对峙着的超级大国，苏联和美国，各自都拥有1万到两万个核弹头和核弹，每一方都可以不但摧毁对方的一切物质财富和大部分创造物质财富的人力物力，而且可以摧毁几遍，不止一遍；也能摧毁他们俩之外的一切世界！这就是说，发动核大战的任何一方所能得到的不是什么物质财富或创造物质财富的人力物力，而是一无所获，连自己的一切也摧毁了。这不是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概念的战争了吗？
不打核大战，另一种战争，帝国主义者向不发达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呢？这类战争有出路吗？试看历史，从过去可以知道现在，从现在可以知道将来嘛。中国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的人民战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又在50年代初抗美援朝，同英雄的朝鲜人民一起，打败了美帝国主义；60年代越南人民打败了美帝国主义的侵越战争。这都是人民战争和反侵略战争的辉煌战果。现在还在进行的柬埔寨三方爱国力量的反越侵略战争和阿富汗人民反苏侵略战争也必将以侵略者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所以本世纪以来的历史已宣告了发动侵略战争者必然要在被侵略国家发动的人民战争面前失败。所以侵略不发达国家的战争也不是出路。
至于第三世界国家，他们要建设自己的国家，当然要和平，不要战争。
这不是事实迫使人们改变战争的传统概念吗？
再就武器装备与军事设施费用的增长速度来看，两个超级大国也有难以为继的忧虑。美国每年的军费已将突破3000亿美元，苏联也不相上下，两国军费开支已在国民生产总值的10%以上至20%。我曾估算，由于现代化装备的技术要求很高，其单价比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同类装备的单价往往上涨了100多倍；其中当然有通货膨胀的因素，但国民生产总值要40年长100倍，年增长率就得是12.2%，而实际不论苏联还是美国都远未达到这样的增长率。因此军备竞赛对两国国家财政的压力已越来越难以承受，也都想把步调放慢一些。所以苏联和美国的控制军备的谈判，虽然矛盾很大，难有突破性的成果，但还是断断续续地谈判下去，谈比不谈更有利。
另一方面，世界各国人民反对战争的呼声越来越高。第三世界各国急需建设自己的国家，需要和平环境，当然反对战争。这就占了世界人口的3/4。第二世界国家也不希望战争，争取和平。就是两个超级大国的人民也是不要打仗的。因此总起来看，世界上虽仍然有战争的因素，决不能忽视，但和平的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的因素的增长。在国际竞争中，战争这一古老手段究竟还能用多久，已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各先进国家都在想新的出路，在研究如何才能在21世纪的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第一个在此做出明确表示的是日本。在1981年10月的一次在日本开的国际性电子计算机会议上，日本宣布要搞所谓第五代计算机，“新一代计算机”，具有人脑智能的电子仪器。实际上是把电子计算机从计算机上升到智能机，从计算到智能。如果实现了，的确是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一次飞跃，就如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机械化，20世纪初出现的自动化飞跃一样。从机械化到自动化，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大家很清楚。而现在计算机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大家也是清楚的，那么智能机的出现将使生产力的发展在今天先进水平的基础上再跨一大步，达到一个全新的水平。日本是说了就做的，从1982年4月就组成研制第五代计算机的力量，在去年10月在东京又开了一次国际性计算机会议，宣布了三年来的工作成果和进一步工作的计划。日本的这一创新，不在于智能机的技术基础，即所谓人工智能的先进，实际上日本并不先进，而在于指出技术发展的新方向——智能机。所以尽管在四年前世界对此反映并不强烈，而到去年的会议上，已成为世界所瞩目的科技界大事了。这还不是日本突出“高技术”的全部，还有其他项目，如生物工程等。这就是日本提出的口号：“科技立国”。
1983年3月23日美国总统里根向美国全国宣布了所谓“战略防御倡议”，美国的新闻记者们同里根开玩笑，把它庸俗化了，用了一部电影影片的名字，“星球大战”，称之为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这个倡议是要花近20年时间研制，搞出一套武器系统，能把苏联在一次核大战向美国发射的近万枚核弹头，全部打掉，战斗只有几分钟到半小时。用什么手段呢？用人造卫星，地面激光发射站，天上的反射镜，天上的X激光发射站，天上的粒子束发射站，打进入大气层核弹头的、由地面发射的撞击式弹，和电子化侦察指挥系统等。这是军备竞赛的又一次升级，只研制阶段就要花几百亿美元，更不要说部署这个庞大的全球性武器系统。美国国内也有不少人反对，说苏联有那么多核弹头，就是你里根的战略防御体系能99%有效，但漏进1%，美国也就完了。但里根和美国政府美国议会还是在执行这个计划，似乎不顾一切地在干下去。所以国际上许多评论家都认为美国的这个计划，是“一箭多雕”的策略，既可以用来与苏联争夺军事优势，又能刺激国内高技术的发展，而高技术的发展又为美国在21世纪争霸世界奠定基础。而这后一点又是“科技立国论”。
美国是善于利用外国科技力量为他自己服务的。在40年代初搞原子弹的时候就用了英国的科学家，但这些“客卿”也知道，核心的东西他们是不能过问的。有了这个教训，这次美国又动员西欧各国科技界来参加他的“星球大战计划”，反应就不那么积极。法国总统密特朗抓住这个情况，在今年4月19日由法国大使向英国外交大臣提出：西欧各国联合起来，自己搞高技术的和平利用，开发新的材料、微电子技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激光技术、粒子束技术、人工智能、巨型计算机和生物工程等；并名之为“尤里卡”（与希腊语“有办法了”谐音）计划。现在西欧各国已同意搞“尤里卡”计划，今后要制订具体工作计划。其实西欧国家前几年已发现科学技术落后的危险，也知道限于国力，每个国家单独搞技术困难很多，所以已经开始了国际合作搞科研，如在英国建了西欧联合热核聚变反应器等。这次是受了日本和美国的冲击，扩大和加强这种高技术开发的国际合作。
至于苏联，国际观察家们也指出：在与美争霸中，过去更多地放在地区争夺，抢地盘上；现在则把重点放在经济、科技和军事的实力较量上。当然，经济和军事的实力基础在于科学技术，所以苏联也走到以科技争霸于世界这条道路上来了。
从以上谈到的情况可以看出，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是：打热战，特别是打核大战作为国际争夺的手段越来越受限制，和平的力量在增长，而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因此在下个世纪是“科技立国”的世纪。不是动武的热战，是动“文”的“科技战”。科技发展要靠人，人的智力，所以21世纪又是“智力战”的世纪。这个思想应该是我们研究如何完成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就是研究社会主义建设大战略的一个出发点。
四、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
为什么说“科技战”、“智力战”只是研究大战略问题的出发点，而不是问题的核心和归宿呢？原因是这种提法还没有概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没有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问题。所谓科学技术的能力，所谓智力，其实就是按照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去改造客观世界。但能否成功，又依赖于我们是否正确地认识了客观世界自身的规律性。认识了，才能利用客观世界的规律去按我们的愿望改造它。不认识，认识得不正确，就不能成功；认识得不全面，只部分正确，也不能完全成功；这都是教训。要总结经验，提高我们的认识。所以说21世纪立国之本是“科技战”和“智力战”是不够明确的，也不够全面，应该说在下一个世纪，由于人类历史已经发展到国际间竞赛空前尖锐的阶段，一个国家要能在世界上站得住，就必须使它的人民、全民的集体，有高度的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从而具有高度的、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换句话说，要在21世纪的世界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国家，只靠正确的主观愿望，充沛的工作力量和不懈的努力和劳动是不够的了；这些优良品质都是必要的，但还要有最重要的一项：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学问。
科学技术是不是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学问？当然是，但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学问远不止于科学技术。恩格斯在100多年前写过这样一段话描述共产党人的理想：“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4］我们现在已经有可能走向这个自由王国，因为我们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指导，有了100多年全部科学技术（不只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不只是那么多少项新的技术革命）的高速发展的丰硕成果。如果现在我们想的还局限于十几项新技术，那我们就要犯目光短浅的错误。
五、建立一类建设和管理国家的科学
现在我再把问题深入地讲下去。我要讲的第一点是，我们在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问题的时候，能不能、要不要用自然科学方法，特别是定量的数学方法？我以前曾经建议过：社会科学要从社会科学走到社会技术，就是像自然科学走到工程技术一样。应用社会科学，要像工程师设计一个新的建筑一样，科学地设计和改造我们的客观世界。
所谓自然科学的方法，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数学的方法。在自然科学中，在工程技术中，运用数学的方法，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尽管这些数学方法中，常常语言很深奥，公式也是怪吓人的，似乎有点神奇，其实这只是它的面貌而已。数学，归根结底也无非是高级的掰手指头，数一、二、三、四，当然它是经过了多年的发展，有一套很巧妙的方法。数学用来解决问题，只是一种工具。换句话说，假使你认识某个问题认识错了，它不能把错误的变成正确的；假使你认识某个问题是认识对的，它也同样不会把正确的变成错误的。它无非是一个方法，一种帮助我们分析问题思考问题的工具。在运用数学工具的时候，这一点一定要弄清楚。
但数学又是一个很强有力的工具，非常有用的工具。强有力、非常有用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能够帮助你很快地有效地解决非常复杂的问题。人光凭脑子去想，问题搞得很复杂以后，就不太好办了。但数学不怕复杂，非常复杂的问题一样能有办法处理。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数学方法可以提高效率。掰手指头能不能算呢？简单的问题当然可以算。大家知道微积分吧？积分就等于把一条曲线画出来，求曲线和坐标轴之间的面积。就这件事，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在国外，有一位很出名的科学家，得过诺贝尔奖金。有个时候，他碰到一个积分的问题。大概他的数学不是太高明，所以把他给憋住了，他积不出来。怎么办呢？他倒是想通了，所谓积分，无非就是求面积。所以，他干脆把这曲线在方格纸上画出来，然后用数数的办法（就是数方格），看有多少方格。就这样，硬是把这个积分算了出来。这个故事说明，高深的数学无非是一个工具。把你憋急了，你没有这个工具，或者没用上，掰手指头算也可以。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数学确实是很有效的。像刚才那个笨办法，既要画曲线，又要数方格，不知要数几个钟头。假使知道这个积分，一积就出来了，一分钟就可以解决问题。所以，这就说明：①数学是一种工具，并不神秘。②确实是一个有效的工具。我想既然如此，那么，在我们的社会科学中，运用数学的方法有什么神秘呢？社会科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有些是非常复杂的，完全凭脑子想，就很困难。我们需要一个工具，这就是数学，一种科学定量分析问题的方法。
我常常听同志们说这样一句话，就是自然科学可以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在控制的条件下做实验，我们社会科学则不能。社会科学是整个社会的现象，是不能做实验的。好像这一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所不同。确是有所不同，但这仅仅是一部分。比如说，自然科学里的天文学，也不好做实验。太阳离我们万万公里，你怎么做实验？只有靠观测。天文学是这样，地学怎么样呢？地球恐怕也没办法做实验。那么大的地球怎样做？所以，也并不是说，所有的自然科学技术里面的问题都可以做实验。
在早期的科学研究中，实验就是在严格的控制条件下进行的测量。比如研究气体定律，测定气体定律中的温度、压力、体积三个参数间的关系。在18、19世纪的时候，往往是要把一个量定住，不让它变。比如温度不变，然后来研究压力和体积的关系。等这个关系摸到了，再用另外一个温度值，去重复这样的实验，又得到一个压力和体积的关系。三个量中，固定其中的一个，这就称实验室的控制。当然也可以固定压力或体积（容积），来找温度和体积或压力的关系。今天来研究气体定律就不同了。我们可以选择一定量的气体，变化其中的两个参数，测量第三个参数，并不需要把一个固定住。测定一系列的数据，经过数学的分析处理，就可以得出很精确的规律来。同样，在社会的现象中，也有表征社会现象的许许多多参数，当然是很复杂的。你要把每一个参数测出来，然后再分析它们相互间的效果。你得到的当然是很复杂的一堆数据，但也是可以用数学方法来处理的数据。当然处理的方法要复杂一些，甚至于要用电子计算机。但总还是有办法的，并不是没有办法。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虽然社会科学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做各种各样的实验，但也没有把现代人难住。我们可以像在自然科学中那样，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处理、研究社会科学的问题，其中包括定量的数学分析的方法。
在这里，我讲一点历史。
我们现在的电流强度单位叫安培，是为纪念19世纪法国科学家安培（A.M.Ampère）的，他对自然科学做过很大的贡献。1845年，他发表了一篇长文，叫《关于科学的哲学的论述》。文章建议，可以建立一系列政府管理方面的科学或学问：外交可以建立外交事务管理的科学，法治可以建立法治管理的科学，行政可以建立行政管理的科学……这是140多年前他的一个设想。20世纪50年代初，我还没有回到祖国的时候，发现了这篇东西，我和我在学校工作的同事笑话他。我说，政府管理的学问，恐怕不能建立像自然科学那样严密的科学。我那时想，像你们美国政府，你们那些政客们，官僚们，都是不说真话的，讲的是一套，干的又是一套。你们那些政客们都是骗人的。骗人的东西，怎么能建立科学呢？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骗人的科学是没有的！所以，当时我笑他，安培的设想是很高尚的，可惜是空的。但安培的理想，在社会主义国家，尤其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因为我们是讲科学的，是不搞鬼的。那么，这就是我开头说的今天我要讲的研究和创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我认为有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我们就可以避免犯错误，或者用我从前在这里说过的话，要逐步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特别我觉得，我们在实现十二大提出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这个任务时更应该考虑这一严肃的现实的问题。我们应当努力向这个方向去做工作，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科学。
六、建设和管理国家的科学是社会系统工程的理论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一门新的系统工程，我们把它叫做社会系统工程或社会工程［5］，是改造社会、建设社会和管理社会的科学。它的一个目的，就是把社会科学和其他科学结合起来。这是一门实际的技术。采用这门技术，就可以设计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蓝图，如同现在的工程师们设计一个产品，一项工程一样。指导这门工程技术的科学理论呢，里面有许多像技术科学类型的学问。所谓技术科学，是借用自然科学技术里通用的术语：在自然科学技术里，一个是直接改造客观世界的工程技术，一个是为工程技术提供理论基础的技术科学。技术科学，或者叫应用科学，是有别于基础科学的。它们的层次是从基础科学到技术科学，再到工程技术。我想，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种学问，也应该有一个层次。比如，直接改造客观世界的，叫社会系统工程，这是第一层。为社会工程提供理论依据、理论基础的属于技术科学的性质，是第二层。像我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就是技术科学的性质。它为直接绘制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蓝图提供科学根据。再上去，就是基础科学的类型了，就是人们熟悉的社会科学方面的学问；这是最高的一层。
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办的事，暂时划分八个大方面。每一个方面又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生活中的一种功能。功能这个词，是借自生物科学的。在生物科学里，所谓生物功能协调，那就是发育正常，欣欣向荣。功能不正常，不协调，那就异常，陷入病态。我们常说，经济发展要良性循环，不要恶性循环。这个良性循环就是功能正常，恶性循环就是功能失常。所以我把国家生活的八个方面又叫八个方面的功能。
第一个功能：物质财富的生产事业
物质财富的生产是国家功能的根本。没有物质财富的生产，人民无法生活，其他一切也都谈不上。因此，它也是国家的基础。所以，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一直在抓这个问题。随后党的十二大报告，党的十二大文件进一步讲了这个问题。赵紫阳同志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讲了这个问题。他阐述了国家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总结了建国3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概括地讲了这项功能的四个方面的工作。我想，这些得到我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一致拥护的原则，应该成为我们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物质财富生产事业的方针政策。我们遵循这些方针政策，就能建设起物质财富生产的良好的国家功能结构。当然，我们随着事物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可能还会在具体问题上作一些调整、补充。但总的说来，大局已定，建立物质财富生产的国家功能结构的这个原则是很明确了。
我在这里想提出一个问题，即我们在研究物质财富生产事业这个问题时，要不要研究和解决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把全体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现在常常听到这样的议论：这个没钱干不了；那个好是好，没钱也干不了，好像没有钱什么也干不了。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有限，一年才大约2000亿元，但又想办很多的事情，是有困难。但是不是这2000亿就把人限制死了，就没有办法了呢？看一看农村发展的形势，就好像没有限制死。最近看到首都钢铁公司的情况。首钢的年产值翻两番，可以不要国家投资，不增加能源的消耗。这好像也打破了刚才说的钱，即投资的限制。我看根本的问题是发挥人的智慧，人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积极性。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党就是要把大家的聪明才智和能力都发挥出来；钱，毕竟是一个人为的因素。人为的因素，就可以人为地打破它。这是不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当前要研究的大问题？我看是一个大问题，一个实际的问题。
第二个功能：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
如果说，物质财富的生产是对应于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那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应的就是精神财富的创造。在这里，精神财富这个词，恐怕也要加上一个限制词，是社会主义的精神财富。精神财富是属于上层建筑的；所以，它的内容有的是有阶级性的。
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精神财富的创造事业呢？既然我们把它看成国家的一个功能，那就有必要研究清楚。比如说，自然科学技术，或者我们常常说的科学技术的研究，应是属于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社会科学要照我现在的说法，还要说社会科学技术的研究，也是属于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文学艺术的创作、书刊、报纸、编辑、出版、印刷业、电影业、广播电视业、教育事业、体育事业，以至于资料情报事业，还有图书馆、展览馆，这些都应该是社会主义精神财富的创造事业［6］。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一定要同时建立，这是我党十二大报告当中明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过去，我们把刚才说的这些内容，统统归在“科教文”这个口袋里。而且认为这个“科教文”，好像就是一个消费的，不创造什么财富。像我这样的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大概也是消费的吧！否则，你干什么了？创造什么财富了？现在我们明确了。不是这样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社会主义精神财富的创造事业，有它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性，这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已经讲得很明确了。我们为什么把它放到这样高的位置？我看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原因：我们这个国家不是靠命令、靠强制去要求人民遵循社会主义道德，而是靠人民自觉地按照社会主义的道德指导自己的行动。这首先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是人民的自觉需要。其次是必要的。因为我们的制度是各种社会制度中最民主的。大家是自觉的，不是强制的。
要做到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首要条件是要有高度的自觉性。这就要求我们的人民有高度的教养。什么是教养？那不外乎是有知识。比如说，要有历史方面的知识。我们不是有的时候一些青年的信仰出了问题吗？说资本主义怎么怎么好……后来，我们在大学里教了近代史，问题解决了。我曾到清华大学去问学生，我说，你们现在怎样？他们说，现在我们解决了。我说，怎么解决的？他们说，“我们学了近代史。从前不知道，还嚷嚷要试试资本主义；学了近代史，知道我们试过了，不行。”这不解决问题了吗！所以要想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非要有知识，即有教养不可。还有我们责怪青年中间有时候不太正常的欣赏文艺的倾向，其实，根本问题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好的文艺，什么是坏的文艺。所以，要通过教育来提高他们的欣赏能力。
这里无非是举了几个简单例子，就说明了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确实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思想建设，一个是文化建设。不能仅注重思想建设，忽视文化建设。文化建设也是很重要的。这个认识需要我们做很多的宣传工作，使大家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性，认识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重要性。
解决了认识，我还觉得要是真正地深入到这个问题里面去，还有许多问题要研究。比如，在我们国家，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怎样正确地来领导这个事业？再说一点我的本行。在自然科学研究工作中，我们就存在一个问题，即究竟是基础研究重要，还是应用研究重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应的比例究竟是什么？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摇摆过多次了。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下决心搞清楚。第一，开宗明义，明确我们国家的自然科学技术是一定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这是因为，我们国家的一切都是为现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所以，自然科学技术也当然是这样。第二，同时也要尊重自然科学技术本身发展的规律，也就是尊重科学，不能蛮干。我们以前干过蠢事。大炼钢铁，把锅都打碎了。我认为，科学技术就像文学艺术一样，文学艺术一定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不直接等于政治。那么，自然科学技术也一定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但自然科学技术也不直接就等于建设。这个意思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它自己一定的规律。前年赵紫阳同志在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讲话也指出来，我们虽然要我们的科技工作更多地去参与攻关，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但对于基础研究，我们还是要重视。这就说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基础研究如果完全没有，那么将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必定要受到影响。因此，我的说法就是，一是要明确自然科学技术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二是要尊重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规律。科学技术的发展，它本身还有一个应用和基础的关系，这是我们研究整个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时要很好搞清楚的。
明确了以上两个问题，紧接着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一切是党领导的。因此，我们的科学技术发展必须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指导。这—点不能动摇，而且我们还要加强宣传。我个人有个体验：过去，我曾经给科技人员宣传这一点，劝他们一定要学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但对我的反应常常是很客气地点点头，实际上是没有说服他。还有一个同志，他做了很多工作，也很有成绩，我对他也很尊敬。我劝他学一点哲学，他反应很冷淡。意思大概就是：你看，我没有学哲学，我也干得不错嘛！我看了他的反应，我就说，你没有学哲学，你干得不错，但你没想到，你要再学一点哲学，你干得更好！我想这一点我们还是要做宣传。因为这是一个真理。道理是很简单的。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所有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最高的概括，最高的学问，最一般的规律，因而它当然可以指导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的研究。我可以举很多例子来说明，也可以引经据典。比如，恩格斯就讲过：“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等等。但说这个，不免有点挖苦了！
科学技术必须要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又要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反过来，又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和发展提供素材，这同样也很重要。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教条，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发展的，有生命的。怎样发展的呢？就是靠后来人的社会实践来发展。自然科学技术是人的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也会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提供素材。这一点是很重要，也是很有教训的。我们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们曾经办过一些不太好的事，就是我们喜欢把科学技术新的发展拿来套经典（如某些哲学工作者）。他套了以后，认为套不上，就批，就反对一气，批这个科学技术新的发展方向。比如大家所熟悉的，我们国家就批过摩尔根的遗传学。批得很厉害！还有，我是1955年回到祖国的，那个时候，我什么也不懂，根本不知道1955年苏联在批控制论，所以我还在讲我的控制论。幸好这次没有批多久，记得1956年我到苏联去，好像这阵风已经过去了，所以我没挨上。实践证明，这又是批错了的。我们还批过量子化学里的共振论，这个就更有意思了。因为量子化学里这个共振论的提倡者是美国科学家鲍林（L.Pauling）。鲍林是有开明进步思想的。20世纪50年代初的美国，出了一个参议员麦卡锡，是专门打人，抓共产党的。他抓来抓去，抓到鲍林教授那里去了。鲍林教授倒有个挡箭牌。他说，“你抓我，说我是共产党，你看，共产党还在批我的理论呢！我怎么是共产党呀？”
所以，这些问题都说明我们对于自然科学的新的发展，它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应该采取很慎重的态度。
我们一定要强调、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科学技术的指导作用。这个工作要做得好一点，就会使得我们有更多的科学技术人员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对于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将会有很大的促进。而且这个是强有力的，是我们国家之所长。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从自然科学新的发展和工程技术新的发展中间吸取素材，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这是我讲的第二个大部分，即精神财富的创造。
第三个功能：社会主义的服务事业
为物质财富的生产和精神财富的创造做后勤保障工作的是服务事业。这个大致相当于国外的所谓“第三产业”；但是也不相同。我们的服务事业不包括归入到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中的那些方面。包括什么呢？是商业，公共事业，像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交通事业，像铁路、公路、水路、民用航空、邮电、通信；人民生活方面，像城市建设、卫生、医疗、住房、饮食业、修理业和其他的服务行业。现在我们对于服务事业的重要性的认识正在提高，逐步地认识到它是我们整个国家功能结构体系里面的后勤部门。没有它，其他的功能就无法发挥。比如说：能源问题，交通问题。
我们开始重视服务事业，随后就可能提出一个问题，根据国外的统计资料，在发达的国家里，服务行业就业的人数达就业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像美国这些国家甚至达60%以上。同志们会感到怎么会那么多？不好理解。是不是这些人都不生产，都在那儿服务？当然在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服务事业里，有一些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提倡的。但是我觉得这里也有一个认识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在现代社会当中，交通运输、能源供应、邮电、通信等的重要性。这是我们100年前所不能想象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本来我们的生活劳动，像家务操作，是不计算到国家的劳动就业里面的。虽然没有把这一项算到国家的劳动就业里面，可是人家在家里干呐！我想大概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是在干这件事。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务劳动会逐步地更有效的被组织起来，走向社会化，这样就列入了国家的就业劳动。社会化了以后，效率提高了，从前要用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干，现在可能只要一半，那也要占到人口的六分之一，再加上其他的服务行业，按整个就业人口的比例算，那整个服务行业就占整个就业人数的三分之二，这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很可能将来的服务事业是就业人数最多的一个功能，是国家功能结构体系里面的一个大头。这是一个趋势，是社会发展必然带来的一个趋势，我们要注意到这样一个趋势，否则会措手不及的。
我曾经在几次讨论当中提出过注意重视通信事业的重要性。在现代化社会功能当中，信息、情报的交换是很重要的，它的重要性首先是表示在量大，其次是要求快速准确。这在我自己的工作实践中，在国防尖端技术的试验中，已经体会到了。大型试验的组织指挥、调度和信息交换是今后现代化通信的一个缩影，将来恐怕各个方面都该是这样。正因为这样，现代化的通信才不断地向大容量、远距离、搞可靠的直接传递技术发展：从多路载波电缆到微波中继发展到同步通信卫星，现在更先进的激光通讯已进入了实用阶段。对这些我们要倍加注意，否则将来跟不上，就要拖其他方面的后腿。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服务事业，其根本任务就是要对我们国家的每一个公民的生、老、病、死负全责。这一点特别重要，它是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而且要研究处理的问题更复杂，我们国家现在还比较穷，我们的社会生产还比较落后。所以，陈云同志讲，第一要吃饭，不能吃得太差，但是也不能吃得太好；第二要建设。这个话讲得很精辟很透彻。但是就因为这样，我们就要在可能的范围内精打细算，用科学的方法把服务事业组织好，少花钱多办事，还要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提高效率就要打破“铁饭碗”，人才的“单位所有制”，这方面可以做的工作还很多很多。这就是第三个方面的国家功能，我们要真正下功夫来研究它。
第四个功能：国家和各级行政管理机构
我们建国已经30多年了，有很丰富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目前我们国家的体制还是有弊病的，这些弊病已经充分地暴露出来了。对于这些弊病大家也是认识得比较清楚的。现在我们党和国家正在着手进行改革、整顿，到本世纪末，我们都要进行这项工作。现在我们已经重视，已经下了决心，但是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也要考虑到：国家机构，一方面要不断地改进，即随着国家事业的发展，是要调整，要演变的，但是也要有一定的稳定性。倘若我们的机构年年变，你的工作就很难适应，就使得我们无所适从了。老在变，怎么做工作？但是也不能够一成不变。我们现在讨论体制的时候，也常常听有的同志说，多少年前或者是建国初年那个时候怎么不错。这似乎是一种怀旧思想。是有一个时期我们挺好，大家也觉得好，我们想往那个时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毕竟80年代跟50年代是不一样了，我们80年代的中国怎么能和50年代的中国一样呢？所以行政机构的体制也应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而做相应的调整，也要随着经验的积累和改进工作的效率而调整。是不是几年搞一次小的调整，更长一点时间搞一次大的调整？这样，在国家的功能机构中，是不是要有一个常设的国家体制的研究设计单位，像总体设计部似的，经常研究这个问题，并且及时的提出建议和方案？
第五个功能：社会主义的法制体系
这个体系包括法律、立法机构和执法机构，各级公安部门、检察院、法院。它们的重要性不必多说了。但是我觉得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对于法治的重要性好像还需要做大量的宣传，要引起全体人民的重视和提高认识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有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100多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么一个情况。在奴隶社会里，什么叫法？法完全是奴隶主个人的意志，生、杀大权都在他那里；到了封建社会，情况有些变化，有了法典。但是那时候皇帝老子还是“金口玉言”，他说了算。有一句话：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恐怕那也是骗人的。封建体制当中，各级官僚也有一定的生、杀权力，也就是说他们“批示”就算数。后来资产阶级出来了，他们推翻了封建制，他们宣扬民主，号召法治，说大家都要依法守法，以法律为准绳。这么说，那当然是大大地向前走了一步。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资本主义国家法制是不完善的，它首先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比如说：他们公开称道德和法律是两回事，互不相干，可以互相背离。比如说道德，他们也认为投机取巧是不道德的，但是法律并不取缔这些行为，投机取巧，买空卖空都是合法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为资本家干坏事留了很多空子，有许多漏洞，好让资本家雇佣的律师们利用它来为剥削行为辩护。
所以，我同意张友渔同志的意见。他在《法学研究》1981年第5期上表示了这么个意见。他说：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锐利武器，认真开展法制史的研究，区别哪些法制遗产可以继承，哪些法制遗产要批判，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法制打下基础，这完全是对的。既然作为一门科学，我觉得就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法，应该是老老实实的，是为建设我们社会主义服务的。我们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法律故意留了许多漏洞让资本家去钻。我们的法要有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系统最高的层次，首先可能是国家的宪法。其次，我们党是一个执政党，党章自然也是一个根本大法，是第二个大法。由此而下，下面一个层次，是全国各部门通用的刑法、民法、经济法、婚姻法等等；再下一个层次是一个部门的法规，像专利法等等；再下一个层次，是部门的法令以及其他更下层次的法令、条例、命令等等。这样一个体系，就是要完备，不能够有漏洞，不允许任何人钻空子，而且最好没有交叉。有了交叉，到底依靠什么来执行，就有矛盾了。交叉就是有矛盾。怎么样来检查我们法制系统的完备性呢？将来在我们的法逐渐地完备起来以后，就是一个问题。现在就有一些不同部门的法令、条例或者命令有交叉。有的同志说：按照严的办，哪个厉害就按哪个办！这也不一定。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在执法的实践当中来考验，固然很重要，但是这样考验的时间可能会嫌长一些。我考虑是否还有另外一个办法，这就是设想出各种各样人的行为或者叫典型事例或者叫典型案件，看一看用我们法的系统能不能够得到合乎社会主义法学原则的处理。如果不能，这个法的系统就不够完备，就发现问题了。要检查整个法的系统，用这个办法，用典型事例，典型案件，也许要成千上万件或者上百万件，你才可能搞全了。我们要是人工的一件一件的对照检查，这个工作量大极了，而且太慢。这样我们很自然地想到电子计算机。因为这完全是一个逻辑的处理，这个逻辑处理完全可以编成程序（即软件）输入到电子计算机里去，计算机按程序高速度地来完成这项检查工作，这不是把现代科学技术用到法制上去了吗？这个全过程，是否就是法制的系统工程［7］。这就是说，这第五个方面的功能完全可以科学地来处理，而且要运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比如用电子计算机，用信息库等。
第六个功能：国际交往事务
这个问题的原则在十二大的报告中有一大章详尽的阐述。对外交往，有多方面的。除了政治方面的，还有经济的、贸易的、科学技术的、文化的；有友好访问、旅游，等等。这些国际事务的各方面是互相联系，交织在一起的。我国的国际交往总的是由党和国家直接掌握的，是通盘考虑的，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又一个体现。但是实际上，我们各个部门中间还有一个协同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还应该大大地加强组织管理，提高工作效率避免互相脱节。比如引进技术，我们就有协同不好的问题。常常外交是外交，科学技术是科学技术，引进是引进，互相不协调，相互脱节。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全面的考虑国际交往。我觉得我们现在实际上好像还没有完全做到，部门与部门之间还不是一个协同的体系。怎么样把这些复杂的事务协同起来呢？这要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搞好各方面的协同，而且要引用系统工程和系统分析的方法［8］。
第七个功能：国防事业
它包括军队，即陆军、海军、空军、兵种，国防科学技术的研究机构，国防工业和军队院校。这些都是由中央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的。建国以来，我国的人民军队在保卫祖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些都将继续发扬光大。在国防现代化中，正规化的，革命化的人民军队是要发挥更大作用的。
第八个功能：国家的环境管理
它包括生态平衡、环境保护、地质、气象、地震、海洋以及废旧物资的回收利用。资本主义工业发达国家的教训和我们自己30年来的经验，使大家对环境问题开始重视了。国家颁布了环境保护法，成立了城市建设环境保护部。许多同志还进一步提出了要把国家的生态系统引入到良性的平衡，大大增加森林覆盖面积，制止水土流失，从而保证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不少同志还强调：必须严格控制工业的废水、废气、废渣对环境的污染，不然人民的健康要受到威胁。我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和附近的海域，还有下面几公里的地壳，上至几十公里的大气层，对它们应该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和认识。有了对环境的了解和有关知识，还要用它来调整我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指导思想。这方面我们一定要吸取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结合我们自己的实践，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制订我国的环境政策。我觉得这里还有这样一个问题，怎么看待废旧物资，或者叫废水、废气、废渣？据统计，我国在1981年全国供销系统一共回收了废旧物资1130万吨，价值19亿元。而且这也仅是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8%。具体资源按品种的回收率还没有统计。但是我们粗略做一比较就可以看出远远不如国外一些国家所达到的数字。比如联邦德国，回收锡，回收率就达到46%，铅达到45%，纸达到45%，铜达到40%，钢达到35%至40%，铝达到25%至30%，锌达到20%至25%，玻璃达到15%。我们对于回收废旧物资和三废处理，要提高认识。你不要只把眼睛盯在“废”字上，你要把它看成是资源，而且这个资源是不要去开采，是送上门来的。已经到了手的东西不要扔！这个问题从前我们也多次说过要重视，但是我们恐怕是消极的方面想得多了一点，积极的方面想得少了一点。老是这样，把废的东西都扔掉，实际上是浪费了国家的资源。此外，扔了以后，它还造成祸害，污染环境。类似这些方面还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做。比如：城市垃圾，想办法搞成城市沼气，不就成了能源了吗？总之，环境管理非常重要，工作也很复杂、艰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技术——环境系统工程技术［9］。
上面我讲了国家功能的八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要研究和创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这门学问中所要研究的八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国家功能的八个方面，每一个方面都是一个复杂的多级系统，都要建立各自的系统工程；同时，也要创立相应的理论科学作为他们的基础。下面就讲讲这方面的问题。
七、社会主义国家科学的体系
物质财富的生产事业要联系到工农业生产的系统工程，企业的系统工程。它的理论科学是经济学，或叫技术经济学。精神财富的创造事业，就是管理文化的系统工程，它的理论基础，我提了一个名词，叫文化学。服务事业是生产服务的系统工程，我们要创立一门专门研究服务事业的学问。行政管理有行政的系统工程，包括刚才讲的，有许多咨询机构，这里的学问是不是也可以创造一门理论科学叫行政学呢？法制事业是非常重要的，刚才讲了怎么样检查整个法制的严密性，这叫法制系统工程，当然它的理论就是法学。国际事务的交往是不是也要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看，也要建立一门综合的科学，不光是外交，是多方面的，国际事务方面的学问。至于国防事业，现在我们也在考虑，叫军事系统工程［10］，它的理论科学就是军事科学。国家环境管理叫环境的系统工程，它的理论科学叫环境科学。其实我讲的这八个方面，也不见得把事情都讲全了，比如非常重要的计划生育的问题，到底属于我刚才讲的八个方面的哪个方面？再有我们的思想建设，思想政治工作，也是一门科学。既然是一门科学那就要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这也是一个大的学问，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科学。所以刚才我讲了八个方面，恐怕没有讲全，像人口问题，政治思想工作问题，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每个方面不能孤立地开展工作，要协调起来。组织协调得好，国家功能所发挥的总的效率才会高。不然的话，会有矛盾。这样一门组织协调国家功能各个方面的总学问，是不是叫社会主义国家学？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科学地来管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科学体系，是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合起来，应用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中去。这是要大家努力去干的一件很大的事情。
每一个方面的功能都要建立像系统工程技术那样的为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套技术，然后又有这一套技术背后的，为它提供理论根据的技术科学，这些技术科学再总起来作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学。这个体系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见表）。这样的提法，总的意见就是说我们面临了这么一个重大任务，我们一定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采用科学的方法，努力从必然王国走到自由王国。我们相信这是可以做到的。因为世界上只有没有被人所认识的事物，而没有不可以认识的事物。我们认识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总结上升为理性认识，成为学问，成为用定量的数学方法所建立起来的科学的学问。那么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问题也必然是这样，也可以建立科学的学问。
（表还不完备，还有许多空白待填补）
八、参谋科学技术与领导的科学和艺术
前面这张表，尽管还不完备，还有许多空白等着填补，但已经包括了几十门学科。是不是每一个从事国家管理的领导干部都要精通这几十门学问呢？当然不是的，而且，由于一个人的精力、时间有限，也不大可能办到，我只是想向同志们提供这样一个信息：今后50、60年我们国家将经历一个史无前例的高速发展时期，作为国家的各级负责领导，将面临一个极为复杂而又关键的决策任务。决策任务完成得好与不那么好，是事关重大的。而在这一点上，唯一的途径是领导决策的科学化，力避走弯路。
怎样做到决策科学化？有不少同志喜欢用“领导科学”这个词，好像已经有了一门叫领导科学的学问，只要学了领导科学，按领导科学去决策，就能如同“三加五必然等于八”那样，保证正确。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觉得要明确领导干部是专门人才，但又是通才，领导干部要有丰富的学识，但要有学问又不能是死学问，领导干部还要有领导工作经验。这都是因为领导决策毕竟不是“三加五等于八”之类的事情，有许多不那么清楚可定量的因素要在决策中考虑。所以我认为领导干部真正运用的不完全是领导科学而是领导科学和艺术。是的，要加“艺术”，不可能那么死，要活一点。
所以要培养领导干部实际上是培养通才。通才怎样培养？前面几节已经说到这个问题，我再在这里就培养领导干部讲得具体些，讲六个方面的学习：
第一方面是最根本的，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按习惯的提法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
第二是实际情况的学问。这是介绍我们国家今天的情况和世界今天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的历史由来。也就是中国和世界的地理、资源、人口、生产、贸易、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以及中国历史、世界历史。
第三是现代科学技术概况。当然，这里只讲讲一般情况是科普知识。本《讲座》的后面各讲就是介绍这方面情况的。
第四是文学艺术。提出文学艺术作为培养领导干部的课目是必要的吗？我认为是必要的：毛泽东同志不是一位文学艺术家吗？周恩来同志不也是一位文学艺术家吗？我们党的许多杰出领导人都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修养，为什么不想想文学艺术的高度修养对他们的领导才能所起的作用呢？而且我们已经从根本上认为领导才能不只是科学，而且也是艺术，没有文学艺术素养的领导干部，其发展是要受影响的。
第五是军事。我们老一辈的革命家都是在革命战争中打出来的，对军事当然十分熟悉。但是现在我们是在和平环境中培养领导干部，而战争的因素还不能排除，要“居安思危”，要学习军事知识，培养军事素养。
第六是体育。领导干部工作繁重，身体条件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培养领导干部要参加一定的体育训练。
古今中外有许多杰出领导人才成长的记录，从中可以概括出培养领导干部的方法。我上面讲的这六个方面是想包括这些经验，但不知做到了没有？
一位领导干部做出决策，他是主要负责人，但在今天决策的全部工作不应该是他一个人做的。这个做法最早是从军事决策开始的，在军事行动中，辅助指挥员作决策的人称参谋。在我国据说始于汉代，叫“参军”，在西欧则始于18世纪的普鲁士王国，就是参谋部。军事参谋业务后来有了很大发展，成为作战指挥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本世纪，这样为领导决策咨询服务的工作已大大扩展，普遍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大型企业。20世纪30年代美国总统设置了所谓“智囊团”是政府的咨询集体；到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咨询服务公司大量涌现，如著名的兰德公司（RandCo.）就是［11］。这些事实说明要对复杂的事务做出科学的决策，只靠一个领导人是办不到了，他需要一个咨询参谋集体，一个班子。这是个包括多种专业人才的集体，用集体的智慧为领导决策提供咨询服务。这是领导决策科学化所必需的。
近几年来，我们国家的领导机关也已采用了咨询集体的做法，已经建立起一批这种机构。如国务院就有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中心，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国家计委就有经济预测中心、国家科委就有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国防科工委设科学技术委员会等等。我所熟悉的一所“民间”咨询集体是航天工业部信息控制研究所，所谓“民间”，是因为他们接受各方委托咨询业务。这一趋势将会发展下去，领导决策的咨询机构将会更多，其业务所需要的科学技术也会进一步深化。
什么是决策咨询机构所要的科学技术？为回答这个问题，我要介绍一下决策咨询机构的工作，这是大不同于一般所谓在领导人主持下的专家研究讨论座谈会。专家座谈会上，专家们各就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对决策的题目讲一通自己的看法，各有一得之见，也都十分重要，但往往无法形成一个决策。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下决心也就不免拍脑瓜，一板定案，搞错了的危险是存在的。这使专家的话形不成科学的答案。而上面讲的咨询机构则不然，他们也要请有经验有专长的专家来发表各自的看法，但咨询机构要把专家的意见进行分析，理出条条，纳入一个数学计算模型，也就是明确参数之间的定量关系。模型还要引用各种调查所得数据，尽量核实的数据，如数据有不确定的幅度，也得标明。然后把模型放到电子计算机里去计算。得出结果后，再把结果告诉原来提供看法的专家们，再次征求专家们的意见。如此反复，直至大家满意；这最后结果就是正式的咨询机构对决策问题的答案。显然，这种咨询机构的工作需要三个方面的协作：一是各位有经验有专长的专家们；二是调查数据的提供单位；三是建立数学模型，进行电子计算机运算分析的人，即系统工程、系统科学的专家集体，包括计算机专家。调查数据大概取自情报信息系统。有经验有专长的专家可能在咨询机构内部，但也常常要求教于咨询机构之外的专家们。所以科学的咨询业务是靠专业协同来完成的，但必须有个实体，以系统工程、系统科学、计算技术为主体的实体，这个实体就是咨询机构本身。
明白了咨询机构的工作内容，我们也就可以知道咨询业务所需要的科学技术，即社会主义国家学、社会系统工程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用它来帮助领导干部制订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大战略和部门战略。
从以上说明的情况看，现代化的咨询工作是引用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的，现代化的咨询工作是集体智慧所创造的，因而现代化的咨询工作是领导的可靠助手。
一位有素养的领导者使用了这种咨询机构所提供的参谋方案，加上自己的领导科学和艺术才能，一定能使他的决策科学化；领导决策的科学化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有了领导决策的科学化，我们就能在复杂的高速发展变化的环境中减少失误，从而使我们国家顺利地从第一阶段走向第二阶段，从第二阶段走向第三阶段，完成到建国100周年的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大业！
本文取自由钱学森（主编）、吴义生（副主编）合编的中共中央党校附设函授学院教材：《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和我国科技政策讲座》（1985年讲）。
参考文献
［1］张奎良：《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的形成》，《求是学刊》，1984年第6期。
［2］卢俊忠：《社会经济形态不是经济形态》，《理论月刊》，1984年第8期。
［3］彭迪：《试论当今的战争与和平问题》，《解放军报》，1985年8月6日，第一版。
［4］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23页。
［5］钱学森、乌家培：《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社会工程》，《论系统工程》，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第28页。
［6］钱学森：《研究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学问——文化学》，《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
［7］钱学森、吴世宦：《社会主义法制和法治与现代科学技术》，《法制建设》，1984年第3期。
［8］钱学森：《把系统工程运用到我国对外贸易领域》，《对外经贸研究》（对外经济贸易部政策研究室），1985年3月20日第10期。
［9］钱学森：《保护环境的工程技术——环境系统工程》，《环境保护》，1983年第6期。
［10］钱学森、王寿云、柴本良：《军事系统工程》，《论系统工程》，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第40页。
［11］张静怡：《世界著名思想库》，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