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发生的美国特朗普政府关税武器化事件中,我们发现,全球贸易秩序已经进入实质性转型期。实际上,美国建国以来,关税政策始终被其视为支撑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尤其是在19世纪上半叶,通过调整关税政策,本土产业获得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使美国在工业大国竞争中取得了领先地位。因此,关税武器化一直是美国保护本国产业发展的政策选项之一。
在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中,关税政策依然唱“主角”。美国以301调查为依据,指控中国存在所谓的强制技术转让等问题,并以此为由从2018年3月开始,累计对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最高25%的关税。事实上,美国的指控是建立在道听途说、主观臆测和不实之词基础上的,美国在启动301调查之前就已经决定对中国展开贸易战。最终,中国通过综合性双边谈判化解了争端;作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坚持发展中国家立场,回应改革诉求;签署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向深层次参与全球多边经贸治理迈进。
本次关税战既是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的延续,也发生了实质性改变。首先,美国已经不再交纳WTO会费,原有的多边贸易体制面临实质性破坏,但协调机制仍可能发挥作用。其次,中美通过综合性双边谈判解决了上一轮贸易争端,该谈判可为本次关税战双边谈判提供参照,但是本轮谈判将不止于双边谈判,更可能是针对全球贸易秩序的调整进行磋商。最后,面对全球贸易格局新变化,中国需继续加强区域合作,推进与欧洲及周边国家的合作进程,同时需要与澳大利亚等与中国价值链产品竞争具有较强互补性的国家建立深层次贸易合作关系,构建新的多边贸易格局。
本次关税战将对全球贸易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第一,在新能源、半导体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关税壁垒显著抬升;第二,贸易壁垒、服务壁垒等因素正加速渗透国际贸易规则体系;第三,非关税壁垒的国际贸易规则竞争将改变传统的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贸易自由化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
为应对不确定性日益增强的全球贸易环境,我国企业可因时而动,对业务国际化战略进行调整,包括重组供应链和调整出口市场;通过成本控制保持企业对市场空间的把控和创新驱动力;加强风险预判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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